【财讯】政治协商会议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联合提倡召开“党派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的概念是国共两党和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博弈中，为寻求新的合作方法而逐渐提出的。

抗战后期，中共政治斗争的战略发生了变化，从以前开始就彻底否定了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首曲子，试图在民主化改革的政治目标下寻找有利的方案。 1943年，国民党第五届第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 由于当时的国大代表是在1936年国民党一党独裁时选出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抗战胜利后必须重新选举国大代表，反对立即召开国民大会，主张“先政治民主化，后召开国民大会”。

1944年5月，中国共产党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与林伯渠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进行了会谈。 这时，抗日战场上豫湘两省开始的大崩溃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腐败无力。 社会各界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

毛泽东8月17日在董必武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示“应该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 这里的“张，左”分别指张澜、左舜生。 毛泽东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七中全会主席会议上提出“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 9月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给林伯渠、董必武等人起草的电报表示:“现在，我们党向国民党以及国内外提出了改组政府的主张，时机已经成熟。 该方案要求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地政府的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 ”。 电文强调“这一主张应该成为今后中国人民政治斗争的目标”。 林伯渠15日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主张“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开会，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应对。 章伯钧在重庆各党派各界代表的集会上表示，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国会议，民主同盟、各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主张共同召开党派会议。 ”。 10月10日，民盟发表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的政府”，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的联合政权。

当天，周恩来在延安各界庆祝“双十节”的集会上发表了“如何处理”的演说，在中国命运转换的局面下，为了挽救现在的危机，“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面代表，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独裁，成立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战略转变。 毛泽东指出，联合政府依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但我们入股，创造了条件。 如果联合政府成立，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就必须决定一切，国民党的复印件很难做。

这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开始在国共之间调停。 1945年1月，毛泽东给赫尔利写信时，正式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者参加的“国事会议”预备会议。 1月24日，周恩来在受重庆邀请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这次渝中代表党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建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正式讨论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和实现的步骤问题。 到了重庆的周恩来在有国、共和民主党派三方面的人出席的会议上，这次我来重庆是为了召开党派会议，他说:“我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不放弃，继续为这个主张奋斗。” 有主张，没有步骤不行，建议召开党派会议。 联合政权是角度，党派会议是方针，一个是角度，一个是方针，必须明确”。

从1944年8月开始的半年间，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和中共电报等文件中相继出现了“各党派代表会议”、“国是会议”、“国事会议”、“国事会议预备会议”、“党派会议”等称呼。 从表现上来说，“国事会议”“国是会议”等涵盖的文案比“党派会议”丰富而广泛。 任何称呼都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即改组国民政府，废除一党独裁，建立各党各派参加的联合政府。 这应该是“国事会议”、“国是会议”、“政治会议”的重要文案，“国事会议预备会议”及“党派会议”是实现这种主张的重要步骤。 “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正式讨论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和实现的步骤问题。 ”。 中国共产党这一斗争形式和政治战略上的一些变化，相反国民党试图通过国民大会抵抗联合政府的把戏。

国民党提出“政治咨询会议”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联合提出的关于召开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显然不符合国民党的既定方针。 1945年1月31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主张中国共产党参加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政府承认党派的合法性，同意召开党派会议，但不接受一党统治的结束。

2月2日，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交了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 复印件中，党派会议必须包括国家、共和国人民联盟三方代表。 结束党的治疗，改组政府，讨论起草施政纲领的权利，向处理的各代表保证平等的地位和往来自由等。 王世杰把国民党方面草拟的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交给了周恩来。

国民党提出的所谓“政治咨询会议”案是“国民政府召集国民党代表和其他党派代表、其他几个无党派人士，从事会商”。 “这家会商可以称为政治咨询会议。 这个会议应该讨论: (1)教育政治结束和宪政的实施步骤(2)今后的施政方针和军事统一的方法(3)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参加政府的方法”这个方案只不过是允许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参加政府，不改组政府复印件的方案 因为“政治咨询会议”没有实质性的权力，中国共产党予以否定。   

在当晚继续进行的谈判中，王世杰依然主张更名党派会议，加入无党派人士。 周恩来要多次在党派会议上讨论和决定结束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纲领等问题。 关于这次会谈，王世杰日记中记载了“与周恩来先生谈话，关于召集国民党以外的人员和各党各派的人员开会协商，至此大体上同意了”。 根据日记，王世杰在当天晚上的会谈中发表了“各党派人员开会协商”的表现。

王世杰1945年2月2日的日记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谈判情况时，毛泽东说:“除非用明文废除一党独裁，用明文承认所有抗日党派是合法的，用明文取消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承认解放区，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 关于会议的名称、成分和方法，可以从长到短的角度考虑。 这表明，在其他重要副本达成协议后，共产党准备在党派会议这个问题上妥协。

但是蒋介石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 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主张“联合政府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赃物分割会议”。 会谈以不顺利结束。

由于国共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于2月16日返回延安。 3月7日，周恩来写信给王世杰，鉴于蒋介石政府一心一意，国内团结问题的咨询已经没有余地，不再回答王所预定的政治咨询会议草案。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放弃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在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七大中，毛泽东进行的政治报告专门论述了联合政府。 报告说，我们共产党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步，现时期，经过各党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商，成立临时联合政府。 第二步是在未来时期，经过自由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 毛泽东强调“国民党人和其他党派、集团、个人无论怎么构想，都不希望、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

国共谈判就“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协议

为了缓和国共紧张局势，6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逵、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7名国民参政人员提出访问延安。 蒋介石高级幕僚唐纵日说，他们“事先向议长发出指示，议长非常慷慨，想与共产党和各党派、无党派的人进行协商，不使用党派会议的名称，在政治咨询会议上这样做”。 7月褚辅成一行六人(王云五因病不能去)访问了延安。 他们事先提出了征得蒋介石同意的三点意见:在政府迅速召开政治会议的国民大会提交政治会议处理的会议以前，政府首先自动实现了一些政治改善措施。 以处理“国民大会”为目的的“政治会议”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提出的“党派会议”的主张不同，但能处理国民大会这一国共矛盾的重要问题，在推进当时的民主政治方面也是进步，这是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 1945年7月，毛泽东欢迎黄炎培一行访问延安

8月22日，周恩来在“现在的紧急要求”中提出:“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政治会议，讨论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准备自由无拘束的选举的国民大会。” 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形态，共产党强调要先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作为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步骤。 之后，联合政府准备召集国民大会。

应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8月28日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1945年8月，毛泽东(左二)一行陪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左三)到达重庆

9月3日，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谈判方案。 其中政治民主化包括“召开作为政治会议的党派协商会议，由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组织，由国民政府召集”，首要讨论了建国大计、施政纲领、政府改组、国大重新选择等问题。 国民党希望军事上编成中国共产党军队，因此在政治上以允许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参政权为交换，建议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各派选出人员参加，共同参加政治。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派协商会”的概念。

为了推进问题的处理，谈判时中国共产党准备让步:联合政府现在不能，这次召开不提出的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的方法国民党有顾虑，这次不提党派会议。 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建议参加政府。

9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进行了第三次正式会谈。 关于政治会议问题，中国共产党建议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应该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参加的党派会议，讨论国家问题。 国民党方面几乎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但要求不是党派会议的名称，而是政治协商会议更好。 中国共产党代表没做多少次。 关于政协会议的召集方法、各方面的人数、会议的权限等，双方经过协商已经接近了。

这是笔者首次从迄今为止收集的文献资料中，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是谁最初提出的，诉讼持续了几十年。

现在通行有三种说法。 第一个是王世杰。 第一根据的史料有三个。 一是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三组成立会上讲话。 “《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在重庆和王世杰谈判时他提出的。 ”。 一是李维汉在“旧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谈判”中的回忆。 “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称是根据国民党王世杰的提案达成的。 ”。 一个是《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纪实》一书收集的资料，标题是“王世杰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赫尔利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草案”。

第二种说法是陈果夫、陈立夫。 其第一根据是薄一波晚年的回忆。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主张召开政治会议，陈果夫、陈立夫说政治会议权利太大，应该加上“协议”两个字。

第三种说法正在张治中。 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采用了这一说法。 该书第11卷建议，在9月10日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处理和平建国、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等问题，“在各党派参加政府的过程中，从协商开始进行合作 即使改变曾经一党在野党在早上的方法，也不是在这个党代表他党的方法，而是要求党派合作，共同参加政府，要求全国政治的稳定”。 这个提案得到国民党的大致赞同，张治中正式提出将这个会议明确为“政治协商会议”。 双方就会议的组织、地位和范围问题达成了初步妥协。

我认为第三种说法是可靠的。

前面两种说法的依据第一是当事人的回忆。 如果没有文件、文献和其他人的回忆，回忆只是一个参考。 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都是当时重庆谈判的当事人。 但是，根据现在笔者可以查阅的关于重庆谈判时期的文献资料，没有发现“两陈”和王世杰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记载。 发生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性。 比如，记忆错了。 这些回忆在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几年后，此时“政治协商会议”的概念已经为人所知。 会谈时提出的“政治咨询会议”“政治会议”等名称可能被错误地记为“政治协商会议”。 或者非正式会谈时，国民党方面为了寻找代替“党派会议”的词语，曾另外提出了具有“协议”意思的表达。

在第一种说法中，除了回忆资料以外，还有资料佐证。 但是，这份资料实际上来自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第三章《与委员长的会商》一节的摘录。 这份资料于1957年被世界知识出版社选为《中美关系汇编》，之后被选为《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纪实》一书。 有趣的是，查阅文献后，王世杰于1945年2月3日向赫尔利提交了草案，此外还向周恩来提交了草案。 两个草案的副本几乎一样，只有个别副本表现的区别。 其中给周恩来提供的是“政治咨询会议”的草案，不是“政治协商会议”。 这个区别应该是翻译引起的误解。 美国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原文是英语，经历了从英语到中文的翻译过程。 翻译时期是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3年后，不得不说“政治咨询会议”有可能被误译为“政治协商会议”。 如果1945年2月3日王世杰提交给赫尔利的复印件真的使用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2月到8月之间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文件和谈话记录中就不提这个名称了，经常沿袭“政治会议”“党派会议”“政治咨询会议”

第三种说法虽然没有确定的文献依据，但国共双方在1945年9月10日的谈判中确定采用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称呼。 这与中共一贯主张的“政治会议”“党派会议”的称呼不同，会谈时国民政府代表提议，应该得到了中共的同意。 这次谈判在张治中是国民政府代表。 到目前为止，王世杰也是国民政府代表。 周恩来于8月30日至9月1日与王世杰、张治中等国就政治、军事问题进行了会谈。 但是，在9月10日之前的文献资料中，找不到王世杰等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法。 王世杰日记中只记载了8月31日发表了“政治会议”的表现。 9月4日早上8点，王世杰飞往伦敦参加了5个海外长会议，但没有参加之后的谈判。

由此可以推测，“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法是张治中正式提出的。

“政治协商会议”是国共两党在谈判中相互妥协的产物。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政治协商会议是党派协商会。 9月28日、10月2日还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候选人、协商方法、召集日期等进行了协商，基本达成了一致。 这些共识最终体现在《双十协定》第二条的规定中: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首先是“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协商国家，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召开国民大会的各项问题”。 正式文件中明确了这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重大收获，是对国民党一党统治的重大突破，对以后中国政局的迅速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5项协议。 蒋介石集团很快破坏了协定，引起了内战，但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深入人心。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勇敢的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说:“我们的会议之所以被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3年前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一起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那个会议的结果，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同谋们破坏了，但给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作者就业地点:中国政协文史馆)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19年第3号

中国文史出版社《纵横》杂志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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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澎湃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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