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改革的年代与“分裂的美国”之源:读书杂志

在《改革年代》中,霍夫斯塔德深刻揭示了19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的结构变化、商业化、工业化过程和随之而来的价值分裂,一方面是落实到“农业神话”中,依恋乡土温情和秩序的人民主义,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进步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美国历史学家还有一种关于人民主义的解释。 相反,现在的美国政治思潮必须从更多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寻找源渊。

【财讯】改革的年代与“分裂的美国”

改革的年代与“分裂的美国”

文邢承吉

(《读书2019年7号新刊》)

美国城市与农村悖论

哪个模式能创造更幸福的生活,城市还是乡村? 美国建国之父托马斯·杰斐逊一定选择了乡村,但我们“北上广深”的城市精英听到“乡村”的选择有时会皱眉头。 结果,中国农村和美国农村依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霍夫斯塔德指出,“美国农民在农业世界版图中独一无二”。 他们面临的农村生活具有高度的机械化和商业化特质,因为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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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读理查德·霍夫斯特的《改革年代the age of reform,from bryan to fdr》的时候,我从繁华的纽约回到国内,辗转于城市和乡村之间。 走在乡间宽阔的道路上,夜晚是满天星,曼妙的月色,远处是青翠的群山,好像弥漫着青雾。 从喧嚣的都市圈,人类被挤得像山一样变成肉饼的只有“展望佛”的繁忙的地铁线,跑到了这样安静的乡村小镇。 突然,白天可以爬上郁郁葱葱的山林之间,在瀑布中看到重叠的群山,吸着眼睛的绿色品味清泉石的上游风味,一进入群山之间,商老就深深地寻找,谢公远去的沧海白云浮现在眼前。 美味的野味、无添加剂的食材、芬芳的土鸡瞬间被放在农家乐的桌子上,让暂时逃离城市地铁和商圈的都市人兴奋不已。 假期结束后再次回到北京上海的繁华都市圈,偶尔对遥远的群山和翠谷充满思念。 那是过去的山水画对世界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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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出现了类似的矛盾性。 我周围的纽约客们爱纽约,离开了热闹的百老汇街,好像缺少了什么。 另一方面,美国有视野广阔的大农村。 除非我在纽约,否则我要去别的地方。 在那里遇到的美国人,十有八九可能不太喜欢纽约。 繁忙的城市,拥挤的人潮,百年老地铁上胖黑的老鼠,曼哈顿惊人的房租,这些是住在城里的美国人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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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10年代纽约市马布里大街(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杰斐逊讨厌城市的场景。 他在华府担任总统总是很困难,很怀念弗吉尼亚在乡下的生活。 他经常要求女儿在信中向他报告家里的事情,不论事情大小,都涉及气候、生态、植物、动物各方面。 权力对他来说是锁链般的束缚,离田园乡村的理想越来越远了。 这个有名的建国之父说:“我一生都在与我最朴素的品味、感觉和欲望作斗争。” 杰斐逊最珍惜的是在弗吉尼亚庄园的生活,认为时局把他逼到了以后的政治生活中。 这违背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 总统退休后,他的马车向蒙特塞拉驶去,至死没有去过华府。 前年夏天,我去了华府。看到耸立着雄伟的杰斐逊雕像的纪念馆后,我又坐了四个小时的“灰狗”,一边摇晃着夏洛特维尔( charlottesville ),一边和这个先哲自己建立的弗吉尼亚大学 作为研究者上传蒙特塞拉罗,在那里生活的日子里,我每天在山上的丛林里散步,在山间小屋里一个人生活,在晚霞和日出中享受杰斐逊拥抱的幸福和喜悦。 那个经验改变了我无可救药的都市人对乡村生活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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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我和住在杰斐逊邻居蒙特塞拉旁边森林里的80多岁的海伦有缘。 她养了一只叫孔雀、鸭子和便士的狗和可爱的文芳阁。 海伦开车穿过树林带我去了她的秘密花园。 “整个房子都是我们亲手建造的”她引诱我进入森林,说“连孔雀住的山间小屋,都从山上砍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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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庄园蒙特塞拉罗(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我们绕过弯弯曲曲的花园,经过一些西班牙式喷泉,欣赏各种稀有的花卉,最后走到小斜坡前,从那里向这座山对面的“小山丘”( monticello )眺望杰斐逊的庄园蒙特塞拉 从海伦和山那边的杰斐逊那里,我们看到了自然的恩赐给人生带来的丰富和丰富。 海伦不想搬到纽约。 她爱弗吉尼亚,爱南部的文化风土,她最大的梦想是骑马在森林里跑。 奶奶退休后,经常一个人去我工作的杰斐逊图书馆整理资料,在蒙特塞拉的院子里做志愿者帮助种植花卉。 她总是给我讲中国的乡村世界,在想是否在太平洋对面的中国,还有和太和她一样喜欢骑马的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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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杰斐逊喜欢在几公里外的蒙特塞拉罗骑马。 马厩里有几只爱驹,饲养兔子、羔羊和法国牧羊犬,保护和饲养周围的麋鹿,以免受到周围猎户的袭击。 杰斐逊养的麋鹿今天也很开心地住在蒙特塞拉罗。 蒙特塞拉山脚下的杰斐逊研究中心有六只麋鹿,是我周围十英里唯一的邻居,让我联想到杰斐逊隐居在山林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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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场面和进步力量抱有恐惧的人民主义者

杰斐逊和他200年后的邻居海伦都深深地迷恋着乡村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神话与农村乡土相关的一切,给乡土带来了自然权利、民主主义和自由的理想、对理想生活的期待。 “美国出生在乡下,只是后来搬到了城市”,霍夫斯塔德用这样风格的语言论述了与美国历史和现实勾结的城乡二元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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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塔德说,美国农业神话( agrarian myth )曾经符合18世纪农业社会的生活和经济特质,但当时人们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周围,杰斐逊理想的独立、自给自足的自耕农( yeoman fara ) 但是,从1815年到1860年,美国农业经济发生了根本的结构变化,资本主义和商业化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法,甚至杰克逊时代访美的托克维尔也注意到了美国农民日常生活的商业特征。 他们是农民也是商人。 他们并不像以前流传下来的农民那样安土再移动,而是在稳定可靠的铁路交通运输和频繁的田产交易中形成了高度的商业文化,而不是农业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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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的手稿约在1840年(照片来源:耶鲁大学本尼内克善本和手稿图书馆)。

另外,内战以前支配美国政治的杰斐逊式大庄园主,美国政治命脉的统治力也逐渐变小,取而代之的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在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经营工厂,建设铁路, 南部庄园主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霍夫斯塔特讨论的这种结构变化的深刻过程在其弟子埃里克·冯纳的《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 reconstruction,America’sunfinishedrevolution,1863-1877 )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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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霍夫斯塔德不同,方丹从黑人的角度探讨了内战和重建给美国政治经济布局带来的根本变化。 这个过程中最革命性的变化是许多奴隶从奴隶转变为自由雇佣者,追求公民权利和公民权利。 方丹认为这种变化给南部奴隶制的种族关系和伦理带来了根本的变化。 从前杰斐逊这样的庄园主和奴隶主,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奴隶。 而且,他们作为奴隶主习惯的命令要求的权力( the power of command )也在一夜之间乌有了。 在失去奴隶的大庄园里,昔日温柔淑女的名媛必须亲自下田挤奶,有阶级的老父必须自己去马厩给马拴缰绳,雨天给在麦田挤牛奶的妻子和孩子撑伞,狼狈不堪,完成昔日自己的奴隶工作,令人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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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冯纳《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 reconstruction,America’sunfinishedrevolution,1863-1877 )

重建时期,白人庄园主试图在新的劳动合同下控制和管理自由黑人劳动力,但昔日的命令、规则训练、惩戒在新形势下已经徒劳无功,黑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他们不再接受任何意义上的奴役。 南北内战席卷,破坏了南方整个乡土社会依赖的社会秩序。 方纳的“重建”使黑人处于这个历史的核心位置,他的宏伟叙事诗曾经主导美国内战重建历史故事,从根本上歧视黑人,可以说是向强调“黑人无为”( negro incapacity )的邓宁学派打入了“盖棺的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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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乡土世界自由的太阳总是伴随着奴隶制的影子。 另一个主题献给杜波依斯,在深入探讨废奴隶运动和重建的着作《除了自由,什么都没有》( nothing but freedom,emancipation anditslegacy,1983 )中,方纳进一步探讨了重建时期南部的曲折变革 另一方面,奴隶制确实永久废除了,另一方面,南部各州相继实施歧视性的《黑人法典》( black code ),立法和司法也在各个层面保护白人的利益,排斥自由黑人。 严格的种族秩序和黑人社会经济全方位的剥削在乡土社会继续。 黑人在内战后得到了什么? “除了自由,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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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许多杂乱的黑白种族关系都是农业神话的一部分。 人民主义者在这样的“农业神话”的影响下,不断向后看。 如果进步主义者继续前进,人民主义将追溯历史寻找自己的黄金时代和失去的乌托邦,继续寻找杰斐逊时代去世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理想。 今天盛行的“让美国再次强大”( maga )的口号充满了人民主义般的色彩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潜在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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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乱世佳人》的海报,原着小说《飘》的故事把南北战争前后的美国整体社会图缩小表现在一个庄园里。

战胜一切社会不公平,改变一切社会邪恶,在人民主义者看来,是单独行动,但对比了拥有大量资本的金融势力,从杰斐逊追溯到杰克逊时代的美国。 在人民主义者看来,芝加哥的城市到处都是小偷,纽约更糟糕。 那里聚集着华尔街的银行家,大城市的形象不太好。 大城市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那里有世界各地的移民人口,他们不仅是潜在的罪犯、可疑的小偷,也是没有公民资格的外国人。 他们确信不能促进农耕利益的政府都是彻底失败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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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塔德认为农业神话实际上表现出美国难以脱离的精神分裂,但这种脱离的现实幻想,却接二连三地产生了激进的人民主义者。 在1894年的美国大选中,人民主义势力达到了顶峰,他们试图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巨大的影响,但后来与美国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相辅相成,反犹太主义、排外主义混杂,对移民人口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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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塔特宏伟的叙事诗,和他对美国国家精神气质的解析,至今余音缠梁。 “改革年代”曾荣获普利策奖,霍夫斯塔德解释的从1815年到1860年的美国农业特征变化,以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工业迅速发展带来的“改革年代”,同样显示了美国历史极其深厚的面貌。 南北内战没有成功分裂美国,但美国内战后成长的一代逐渐在精神上分裂成两个国家,彼此有很多共同点,但在根本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 农业神话到了19世纪逐渐脱离了美国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商业属性的乡村生活的实际,在这样的农业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土地的实际重要性真的没有留下来,与土地相关的一系列价值已经成为美国农业神话的一部分。 如果农业神话对18世纪的美国精英世界具有普遍的魅力,那么到19世纪初这个神话已经进入民间大众,成为美国普遍接受的信条。 今天的美国还有很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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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历来流传着人民主义的另一种解释

人民主义思潮在内战后的世代中兴起,逐渐将美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业神话”和执着于美国建国最初温情脉络的农业秩序的“人民主义”( populism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剧,这些人都在 另一方面,它是符合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也符合历史和时代快速发展趋势的“进步主义”( progressivism )。 要理解20世纪以来的美国,就必须理解这种勾结美国历史的二元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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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塔特是“改革的年代”,对脱离实际的“农业神话”和精神分裂的人民主义的解释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民主义被视为精神分裂的一群人,他们面对越来越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美国,感到力量不够,回顾了美国的历史以前流传下来的事情。 霍夫斯塔特之后的下一代历史学家,如斯蒂芬·哈恩( steven hahn )和克里斯托弗·拉什( christopher lasch )等,继续这一构想,立足于人民主义以前传下来的农业经济,抵抗“市场革命” 但是人民主义是与进步主义对立的另一半吗? 人民主义者不断向后看,是远离现在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吗? 他们没有进步的颜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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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美国《评价》( judge )杂志的插图显示人民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正在吞并民主党(图片来源:评价杂志)。

特朗普选举成功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霍夫斯塔德曾经的办公室采访了霍夫斯塔德的弟子埃里克·冯纳教授。 我们谈论霍夫斯塔德的“农业神话”和人民主义的解释时,方丹说:“你觉得霍夫斯塔德坐在纽约的书房里,对人民主义了解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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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疑问不是无箭之箭。 劳伦斯·古德温( lawrence goodwyn )和查尔斯·波士顿( charles postel )等站在人民主义者的角度研究人民主义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与霍夫斯塔德相反。 古德温认为,( the populist movement ),民粹主义者是不断有意识地实现美国民主理想的集团,他们敢于挑战美国当时的权力和财政体系,建立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体系 人民主义的兴起是内战后经济秩序的巨大变动、美国持续城市化进程、南部经济中贫困问题等各方面现实原因结合而产生的社会运动力量。 人民主义者不打算对抗进步的力量,美国中部和西部的人民主义者们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朝着民主主义的方向改良现有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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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古德温指出人民主义者继承了杰斐逊的衣钵。 人民主义者要创造民主主义政治,他们要挑战的是为杰斐逊同日而语的新兴钱权是新的。 人民主义的历史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民主运动( mass democratic movement )、乡土社会的集体起义,还挑战美国人接受的进步理念,提出其他版本的进步主义,从美国历史中汲取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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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波斯《人民主义者的视野populist vision》

查尔斯·波斯( charles postel )在“人民主义者的视野”( populist vision )中,进一步挑战了霍夫斯塔德以来的人民主义解释。 波斯指出,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待当时的人民主义运动。 人民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一样,接受进步的观念,他们不把铁路视为贪婪一切的章鱼巨怪,只是把矛头指向资本巨头。 他们脑子里想的不是破坏铁路,而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他们总是考虑促进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建设新校舍,改善联邦财政系统,寻求新的技术和现代化的方法,改变越来越腐败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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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义的理解充满了争论。 美国人似乎对纽约这个伟大的城市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但是无论人民主义者是进步还是落后的代表,霍夫斯塔德明确的内战后美国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都很严重。 华盛顿、杰斐逊、门罗等美国革命最初的南方庄园主,一直让内战后迅速崛起的大城市拥有铁路和大型公司的亿万富翁。 前者远远不及这些工业化时代的新贵范德堡、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大通——直到20世纪初,在美国进步党的代表中,大部分都是城市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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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城市和乡土之间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促进人类幸福,农业社会必然在美国衰退。 霍夫斯塔特认为这是“阶层革命”( status revolution )。 伴随着这场美国阶层革命而来的是农业社会、内战以前支配美国政治的杰斐逊式大庄园主的没落,以及他们作为习性的社会价值和种族秩序这一套世界观的式微。 人民主义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回流的,昔日农业社会的价值伦理社会秩序被遗忘,杰斐逊时代美国民主主义和自由理想的丧失,促使人民主义者团结在变动的时代,寻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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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纽约(图像来源: nationalarchivesandrecordsadministration )

当然,不仅是人民主义的兴起,改革的年代也成就了我们今天熟悉的从美国历史以前流传下来的一群知识分子和专家活跃在公共空之间。 这些专家们也同样感到在富豪统治( plutocracy )时代被边缘化的不利状况。 由于这种愤怒和不满,他们开始发出自由主义者的反对声,开始在主流语言中寻找自己的住处。 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不再依赖基督教的伦理教条,而是越来越世俗化,接受各种各样的声音。 于是,教授们不服从本宣科,激烈地讨论公共事务,开始介入。 其中有我们熟悉的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德( charles beard )和1999年来的著名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 john dewey )。 内战以前的美国知识分子对公共的影响很少,但知识分子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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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华尔街和第五大街依然人声鼎沸,在弗吉尼亚海伦在孔雀、马驹和鸭子的陪伴下静静地注视着杰斐逊的庄园。 只是熟悉一端似乎无法理解20世纪以来的美国全景。 霍夫斯塔德在《改革年代》中表现出的许多复杂的历史变化描绘了我们今天认识到的分裂的美国,为深入理解美国历史的许多复杂起源和现在各种思潮澎湃的美国政治提供了生命力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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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from bryan to fdr,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0 )

资料来源:读书杂志

原标题:邢承吉:改革的年代与“分裂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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