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斯普特尼克新闻社&广播电台的斯普特尼克新闻报道,中国和俄罗斯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的经贸交流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的康熙时期。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除了抗日战争和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苏关系紧张时期,商人频繁往来于两国之间,繁荣了两国之间的贸易。
多年来,中俄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正朝着“2024年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迈进。
提到苏联解体后的三十年中俄经贸史,肯定会谈到90年代初两国关系缓和后边境贸易的兴起,不得不提一群具有时代特征的商人——民间“奸商”。那段时间他们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中俄民间贸易风起云涌。他们有的抓住商机合法经营,有的则不折不扣的投机。在这种情况下,“奸商”这个词听起来不太好。当年几乎没有人有一条平坦的经商之路,充满了惊心动魄。今天的中国商人,很多都是从那个时代开始自己创业的。而他们的亲身经历也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今天的英雄,曾经是在中俄边境经营多年的国际“奸商”。他从20岁开始就与俄罗斯生活紧密相连,近30年过去了。
李是河南商丘人。河南离中俄边境并不近,他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俄罗斯有什么关系。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李的家庭被分配到满洲里的一个私人地块,这为他与俄国建立关系提供了机会。1992年,20岁的他带着妻子和1岁的儿子来到满洲,因为那里的亲戚告诉他,苏联刚刚解体,什么都缺,他来了肯定会挣钱。在当时的满洲里,全国各地的人络绎不绝,原来三四万人口的小镇,容纳了二十多万外国人。他们在边境看到了5天免费旅游的政策,在这里开始做生意。
“一、二、二、三个地方就这样卖过货。93-94年的时候,感觉像是走亲戚。感觉俄罗斯是我的大哥,当时觉得很亲切。坐火车来回要两天,住酒店还要三天。第一天火车站到了后贝加尔(Sike),有的直接在后贝加尔卖货。在批(购)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被偷了,你哭着流泪(回家了)。前三趟都亏了,一趟就亏了两三千。当时货也丢了,乱,不懂事,不会俄语,没经验,货也不太对。过去之后他们就不卖了,就输了三次。有一次,我们三个人把看码头(货)的工作交给了我。当时很乱,给我一把斧头。但是我一不小心就没踩到我们换的小包,没看,被人偷了。从那以后我一直很警惕。我开始有了第四次挣钱的经历。这半年赚了一万多块钱,这半年赚了一两万块就觉得自己有钱了。如果我拿了那一万块钱,我觉得我能赚到这一万块钱的十块,我这辈子都不用做什么了。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
1993年,满洲取消了边防证制度。从那时起,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满洲。原来的5日游也扩大到了15日游。“奸商”的生意越做越大。当时,中俄边境贸易正处于刚刚开放的过渡期。没有规范的法律约束,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自然是混杂的。近乎野性的环境,使得法律秩序得不到保障。中俄著名的火车劫案发生在今年5月。虽然李没有遭遇重大抢劫,但他还是乘坐了从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事件发生的原因如下:两三年的边贸给了李一些积蓄。他用这些积蓄买了两批衣服,交给一个熟悉的朋友在莫斯科卖。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服装厂家五花八门,他买的都是劣质货。我的朋友告诉他,这种商品在莫斯科没有市场。已经身无分文的李急急忙忙地借了一万块钱只身前往莫斯科查看。
“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汽车)都是包间。有两个中国人,来自辽宁,在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上卖皮夹克。还有一个是俄罗斯人,加上我,四个人有一个包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第一件事通常是不会忘记的。当我下火车时,我不知道该去哪里。那时候的我很傻。真没想到莫斯科这么大。当时看起来特别傻,特别幼稚。没想到会这样。这两个人坐了5天5夜,已经熟了。跟着你们俩去他们的住处。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得让别人看看我需要和你分多少钱过夜。这钱算,少一半!左思右想,我说,这不对。这笔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两个人。哦,我生气了,我怀疑他们,我不敢说。这个人的心是不可估量的。”
更奇怪的是,当李来到他的朋友们卖货的市场时,他被保安拦住了。下一步是搜查,检查护照,清点现金。当他入市找朋友时,发现自己的钱少了一半,只剩下2000多人民币。他回忆起保安数钱的过程,却想不起来有什么瑕疵。沮丧到沮丧,他跟着他的朋友到了摊位。李发现他的商品质量真的很差,他没有责怪他的朋友没有把它们卖掉。
接下来的几天,朋友带他坐地铁,去红场,带他像导游一样观光。第一次去莫斯科,给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长大的20多岁的年轻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随着视野的扩大,沿途的财产损失以及货物无法出售的痛苦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就这样,他花光了所有的钱,朋友们凑钱帮他买回来一张机票。现在回想起来,李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我去的时候是坐国际列车,坐飞机回来的。我感受到了这一趟,心想,这兄弟不给我钱我不恨。他现在没给我是真的。所以我对我在那里的7天访问感到非常满意。我真的没卖,也不怪他,因为货太劣质了。反正我觉得够了,满足了。”
这一经历使李不仅倾家荡产,而且还欠下了一万元的债务。但他并没有气馁,决定东山再起。于是,像两年前一样,他背着背包,白手起家,沿着中俄边境走去。都说当年的“奸商”很容易赚钱,但是当年的商业生态环境不好,艰辛可能只有大家知道。李花了半年时间,每天早出晚归,赚回了1万元的债务和利息。一年后,他开了第一家经营旅游业的公司。几年后,它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正当生意兴隆时,又发生了一起事故。
“继续往下走。2000年,又有一批货物因报关不一致被俄罗斯截获没收。那一次一下子赚的钱,全扣了,500万人民币。2000年,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
商人的坚韧让他重新开始。这一次,他在俄罗斯边境小镇后贝加尔斯克开了一家酒店,从此开始营业。这家旅馆最初是用锡容器建造的。
“是那种铁皮容器。之后我们在那里建了,开了一家红玫瑰餐厅,是中餐。当时俄罗斯人很喜欢。他们主要有婚宴和生日宴,他们会提前和你订桌子,每个周五。他们通常在下午举行婚礼,可能会持续两三天。他们是非常可玩的,他们只是有这样一个习惯。运营了三四年,然后重建,租了一块地,在后贝加尔斯克建了一个100*100,10000平米的大院子,包括仓储,物流,酒店。酒店和餐厅也是后贝加尔湖的一流酒店,大家都觉得是不错的酒店。”
世纪之交,俄罗斯有了新规定,即俄罗斯公民到中国边境城市旅游,可以带回家不超过50公斤的自用物品。这一规则极大地繁荣了当时的边境贸易。
“中国的服装比2000年以前好多了,就是质量上来了。国家监管也更严格。俄罗斯人有个规矩,当天来一趟,或者两三天一趟。俄罗斯人可以买中国人的包裹,一件免税50斤,这叫“人民贸易”,人与人之间的贸易。那时候我们管人叫“骆驼”,就像背包客喜欢骆驼一样。中方方面,在口岸查包,海关监管。据统计,一个人带了两袋,50斤,用完就放。因为他们的轻工业在中国不够,中国可能便宜,适合他们的人。”
李的生意在这个阶段越来越红火。经过多年的运作,他认识了许多关系非常好的俄罗斯合作伙伴,并与当地政府顺利沟通。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李每年都做一些慈善活动来支持当地的贫困儿童。
“我认为俄罗斯人非常善良和诚实。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俄罗斯的友谊,就是这样的命运。我们还向他们的学校和孩子捐赠资金和物资。聋哑学生和贫困户定期把这些东西捐给他们。也捐钱,有时候。每年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会买一些衣服,带进来,然后给他们。因为俄罗斯有深厚的友谊,所以要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很安慰。”
后来,中国和俄罗斯在满洲里和邻近的后贝加尔斯克镇建立了中国边境贸易区。对于李和像他这样的商人来说,做生意真的变得更加方便了。但与此同时,随着俄罗斯边境贸易法的完善,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他们需要不断学习当地的法律法规,以确保自己的合法经营地位。往往这种学习是摔倒了才学会的。用李的话说,他们总是生活在恐慌之中。然而,由于对当地法律的无知,问题和纠纷时有发生。在过去的30年里,有些人来了又走,但李盛骏从未停止在俄罗斯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地方建立了友好的感情。俄罗斯有这么多友好的朋友。我非常想念这片土地。还有一个原因,工作和生活方式都变了。我认为立刻撤离这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然后,这里建了个酒店,就成了实体。再加上家在对面,在满洲,所以坚持在这一块。”
随着《倡议》的实施,中俄铁路线可以直接将货物运输到内陆城市,无需通过边境中转,所以李现在的生意并不是特别红火。很多亲戚朋友劝他回国发展,但他对俄罗斯的不情愿总是让他犹豫不决。内心深处还是想继续发展自己的旅游事业,开拓新的领域。
李把他在俄国最好的青年时代从一个“奸商”留给了一个中国商人。他和活跃在中俄贸易第一线的同事一样,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俄贸易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用自己传奇的经历书写了现代中俄贸易史。
标题:[国际]"倒爷"一位中国企业家在俄罗斯的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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